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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政府管理智慧:谋定而后动 解密十万红军脱险的绝密情报  

2017-02-14 10:44:25|  分类: 党史知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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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政府管理智慧:谋定而后动

曹应旺

2016年11月10日08:0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声明:本文系《党史博览》杂志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6年,功勋卓著,被人民群众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为什么能赢得人民这样的称赞?他为什么能出色地管理好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情最为复杂的大国的国务?他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的大国总理?

这与周恩来的才能分不开,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这也与他的勤劳分不开,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好像不知道疲劳。这更与他的忠诚分不开,他对党和人民、对国家、对领袖始终忠心耿耿。这还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分不开,他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在政府管理方面,周恩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政府管理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政府管理方法,并通过悠久而深厚的中国文化表达出来。这里,对周恩来政府管理常见的几个思想方法作初步的归纳和梳理。

求同存异

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做统一战线工作时就重视“求同存异”。夏衍回忆:抗战时期在重庆与有些党外人士看法不一致,他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对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周恩来在中共七大《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既批评了“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的右的观点,也批评了“‘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强调要“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周恩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与他重视求同存异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对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周恩来政府管理智慧中最具魅力的范畴之一。

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如何在同各国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各国间差异的问题。周恩来及时地将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运用到外交工作中,为解决这一问题开辟了正确的途径。他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这早已成为外交佳话。然而,这之前,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他就阐明了“求同”与“存异”的辩证统一,指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

在指导推进中国同英国的关系时,他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在指导推进中国同印度的关系时,他指出,在宣传上,“应该根据求同存异的方针”,强调“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后来,周恩来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这一重大外交活动中,再次高超地运用了求同存异的方法。他以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提出了既讲分歧点又讲共同点的公报草案,令尼克松、基辛格为之叹服。他提出“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打开中美友好往来的大门正是按照这一方法进行的。同样,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是按照周恩来指出的途径——经过中日“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去实现的。怎样才能和平共处?周恩来的观点是:“先把双方不同的立场说清楚,然后找共同点,这才是诚实的态度,这样才能相处下去。”

在内政管理中,如何处理不同思路、不同性格、不同方面的人的关系?如何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国家建设服务?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求同存异。1950年8月,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周恩来作《建设与团结》的讲话时指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仍然强调坚持求同存异。他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

针对文化工作,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大同小异原则”。他指出:“每一个人的思想或有着不同,或大同而小异,这样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从一部影片来看,它是静止的、统一的,但它却是暂时的、相对的,把它和另外一部电影一比较,就有着不同,就有着矛盾,也就会有着发展。”抓电影工作,“要在大的方面求同,在小的方面保留着一些不同,这样就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内政上善于求同存异,善于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善于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所以他具有能把各种不同思路的人凝聚到一起的人格魅力。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国际交往中善于求同存异,才既能保持独立自主,走好自己的路,又能融入世界,实现和平共处。

以大事小

在外交工作中,如何处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在内政上,如何处理管理者与老百姓的关系?对此,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以大事小”。

据周恩来外事秘书陈浩回忆,1952年召开使节会议时,周恩来发现有的大使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便抓住这个问题,讲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提倡对外平等待人。周恩来指出:“对亚非国家,我们应当有‘以大事小’的胸怀,要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倡导“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他指出:“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我们在人民中就经常提出警惕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问题。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万隆会议后,周恩来主张各国以万隆会议精神相互约束。他认为,“这就是一种国际保证,使得国家不分大小都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发展而不附带任何条件”。周恩来在处理中国同柬埔寨、缅甸等国关系时,尊重小国、“以大事小”的做法,给西哈努克亲王、吴奈温总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65年9月,西哈努克亲王在《怀念中国》的诗中写道:“你是一个大国,毫不自私傲慢,待人谦虚有礼,无论大小,平等相待。”周恩来逝世后,1976年1月15日,吴奈温总统写道:“虽然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大国领导人,但是,他同较小国家的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待人;他处理同较小国家的关系时,在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和解精神。”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当官的被称为“大人”,如“知县大人”、“知府大人”,属下百姓则被称为“小民”。尽管贤明的思想家和官员们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但“小民”从未被放在主人的位置上。与以往的统治者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依靠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都要“以大事小”,服务好老百姓。周恩来认为政府总理这样的“大官”也就是人民的“总服务员”。他经常说:“我是总服务员。”他要求各级政府管理者,都要服务好老百姓,当好人民的服务员。他从昆曲《十五贯》的内容联想到政府管理,提出要处理好“官”与民的关系。“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1946年10月,在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时,周恩来指出:“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6年,实践了这一诺言。

“小”是“大”的基础,没有小就没有大。江海之所以成为一切小河流的领袖,是因为它善居其下,有容乃大。周恩来的“以大事小”的思想方法,反映了大国对小国善居其下的智慧,反映了政府管理者“人民至上”的理念。

同福同难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矛盾,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实现社会和谐?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就指出:“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不犯本位主义,不单纯依赖国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他关于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的论述,处处体现着顾全大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方法。

1950年淮河发大水后,周恩来领导治淮,要求从整体利益出发,顾全大局,上中下游分工合作,各个部门密切配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指出:“我们不能只叫皖北水淹而苏北不淹。三河活动坝如果挡不住水,下游就不可能不淹。这叫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只保一省的安全。”“事情总是应该大家分担一些才能解决,哪一方面想单独保持安全都不行。”在防洪的同时,“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后来,周恩来过问黄河、长江、汉水治理时,进一步提出治水要力争做到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上中下游应该统一规划,照顾全局,有时要牺牲自己救别人。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没有哪一个省份无灾害发生,也没有哪一个年度无灾害发生。在救灾工作中,周恩来要求一方有难,八方相助。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震时,周恩来赶到灾区视察。他对受灾的乡亲们说:“重建家园光靠你们的力量还不够。你们县西部有好多没有受灾的庄子,巨鹿、宁晋、任县都有些没有受灾的庄子,可以来帮助你们。”“国家当然要支援你们。你们这个地区有三十个公社、三十四万人受灾,现在已开进解放军两万多人,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一万多人,共三万多人,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帮助。真是一人有困难,大家来相帮,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家建设中,周恩来坚决反对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的观点和行为,既要求大家合作、齐心协力搞建设,也要求大家共同发展、共同享受发展的成果。他指出:“如果不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的。要摆脱这种状态,只有我们五十多个民族,大家合作起来,共同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要建设这样的国家,不能单靠汉族。”汉族离不开兄弟民族,兄弟民族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各个民族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层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

周恩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方法,对保证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许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的妥善解决,对提高中国这样多灾的大国抗大灾的能力,对凝聚中国这样多民族国家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戒慎恐惧

随意性和急躁冒进,是政府管理的大敌。周恩来认为政府管理千头万绪,“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需要“戒慎恐惧”。20世纪50年代,他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20世纪60年代,他指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周恩来抓水利、“上天”(即“两弹一星”)两件大事时,尤其重视“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他认为,治水要同自然界打交道,违背自然规律,什么都做不成。越是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技术要求越复杂,一旦技术上失败,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不仅祸及当代,而且还会遗患子孙后代。治水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关系到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利益。水利纠纷处理得好坏,水利决策的正确与错误,不仅影响整个经济建设,而且影响国内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因此,治水更需要戒慎恐惧。在治理黄河中,周恩来针对黄河自然情况的复杂性和治理的艰巨性,反复强调:“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急躁”,“要兢兢业业地做”。在治理长江中,周恩来强调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1961年7月,他指出,毛泽东同志有首词,其中有一句“高峡出平湖”。理想总是要实现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1972年11月,他针对高坝大库的建设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不要太自信。”

周恩来抓“上天”的尖端科技,“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具体化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工作方针。在“两弹”试验基地,工作者们将精心选出的彩色石块拼成这十六个大字,镶嵌在各工号的戈壁滩上。这十六个大字刻在“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和每一个工作者的心上,是各个基地尖端试验工作的座右铭。

为什么周恩来抓水利、“上天”尤其重视“戒慎恐惧”?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上作了回答:“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同样重视“戒慎恐惧”。外交无小事。他指出:“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应该加倍谨慎”。

周恩来以“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抓水利、“上天”,抓外交和国家建设,避免了重大决策的失误,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浪费,也是这些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瞻前顾后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瞻前顾后”。他认为订计划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全面安排也需要瞻前顾后,政府工作就要抓“全面规划,瞻前顾后,分期进行”。

周恩来坚决反对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短视行为。他指出:“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在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上,不能只想着提高眼前的生活水平。“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生产、技术的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错了;应该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

周恩来也坚决反对在建设中贪大贪多、不顾人民当前生活的急躁冒进行为。他指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

在水利工作上,存在着搞大工程和一般农田水利建设的矛盾。大工程搞多了,就会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影响一般农田水利建设的安排,还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的当前利益。如果忽视大工程建设,则会影响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从而影响人民的长远利益。周恩来要求瞻前顾后,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1953年8月20日,在政务院第186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认为水利工作过去三年有很大的成绩,但也有偏差,着重搞大工程而对一般的农田水利工程注意不够。他指出,在一定时期内,几万万人的眼前利益还是农田水利,搞大工程时间很长,长远的利益应与眼前的利益相结合。有时眼前顾得多了就影响长远,有时顾了长远就与现实脱节。

在林业工作上,存在着伐木与育林的矛盾。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木材,没有木材,钢、煤、矿都上不去。另一方面,改善生态环境又迫切需要提高森林覆盖率。对此,周恩来将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育林”、“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的林业发展方针。他批评古代人只知建设不知保护森林,后代子孙深受其害。“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今天,不能用剃光头的办法采伐森林,“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要“用得少,造得多”,“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

国家面貌的根本改变,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周恩来认为每一代人要做好每一代人的事,既不要给子孙后代带来不利后果,也不要企图把子孙后代的事情都做完。把理想变成现实,得几代到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的雄心壮志、伟大理想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中和守衡

一位外国朋友曾说:在周恩来身上,从来没有那种狂想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色彩。这句朴实而平凡的话,比较准确地概括出了周恩来“中和守衡”的思想方法特点。“中和守衡”也是周恩来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

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而周恩来是善于将对立的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善于中和的辩证法大师。例如,周恩来领导治水,高超地处理了缓急、标本、蓄泄、前后、利害、福难、统分、上中下游、左右岸、群众与专家、理想与现实、战略与战术、目标与步骤等对立面的统一,体现出他对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运用自如。

周恩来担任总理后,很快就指出:“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例如,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他反对走向任何一个极端,指出:“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几个月后,他又指出:“处理好上下关系,既要做到集中统一,又要因地制宜,二者必须都照顾到。”

事物都是在相对平衡中存在、发展的,而周恩来又是善于守衡并善于将中和和守衡结合起来的辩证法大师。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暴涨,人心不稳。稳定物价是政府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周恩来指出:“为了稳定通货和物价,必须平衡财政收支和保证物资供给。”他支持陈云果敢采取统一全国财政管理的办法,用极大的努力来增加财政收入,减缩财政支出,使收支接近于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

1956年,在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下,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出现了脱离平衡、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恩来同陈云一起进行反冒进斗争,强调经济建设必须注意平衡问题。周恩来指出:“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他借鉴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轻工业,影响民生的教训,指出:“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遗憾的是,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进而开展了三年“大跃进”。结果使农业基础弱化,无法负担那样规模的工业,工业本身也不平衡,无法继续均衡生产,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周恩来指出:“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调整的中心是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同时,要“尽一切可能使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趋于均衡的发展”。调整是要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从而建立新的平衡。调整对摆脱危局、走出困境,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

博采众长

在对外关系上,如何对待不同国家的不同长处?在内政管理上,如何对待不同方案的不同优点?对此,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博采众长”。

周恩来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他号召“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怎么学?“我们应该有批判地学习,不是盲目地学习。有批判地学习,就是要学人家的长处和优点;不盲目地学习,就是不要把人家的短处和缺点也学来。”他指出:“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在出访亚非欧14国期间,多次用“天涯处处有芳草”的诗句,教育中国代表团人员应该向这些亚非欧国家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他访问埃及时,参观尼罗河上正在修建的阿斯旺水坝工程后,决定中国派代表团去学习。他访问摩洛哥时,参观一座由意大利帮助兴建的炼油厂后,深感其现代化设备和现代管理水平比中国先进,决定让石油部派技术专家去学习。他品尝摩洛哥的柑橘时,盛赞其个儿大、皮薄、汁多、香甜可口,作出了引进摩洛哥柑橘优良品种的决定。他访问阿尔巴尼亚时,了解到当地的油橄榄出油率很高,对解决人民食用油问题很有好处,决定引种油橄榄树。回国后,他还在昆明一林场栽下引进的第一株油橄榄树。

在国家建设中,每个重大项目都会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和方案。专家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理论水平、不同的视角和兴趣出发,其看法和主张之间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周恩来提出对这些不同的意见和方案要进行比较,“集中对的,去掉不对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样才能不断前进”。以黄河三门峡工程的改建为例,当时存在着“放淤派”、“拦泥派”、“炸坝派”、“不动派”四派的意见和方案。周恩来召开治理黄河会议,详细了解各派的意见和方案,在吸收各派意见和方案长处的基础上,最后决定在三门峡大坝左岸增建两条隧洞,改建四根发电引水钢管(即“二洞四管”改建方案),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这一决策的实施,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推动了治理黄河事业的发展。

谋定而后动

在外交工作和国家建设中,如何处理目标与步骤、谋划与行动的关系?周恩来的方法是“谋定而后动”。他重视事前的谋划、运筹,强调预备好了才行动,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强调有目标地稳步前进。

周恩来每次处理对外交涉、参加国际会议等都重视事先作好充分准备,透彻地分析形势,准确地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制定出可行的谈判方针和具体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重大外交出访活动。为保证这次外交出访活动的成功,周恩来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准备。到苏联后,由周恩来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苏方未作原则性的修改。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多边的外交斗争。周恩来亲自抓各项准备工作。从方针策略的制定到重要的技术准备,都由他直接负责。他亲自起草《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确定谋略,提出对日内瓦会议应该采取积极参加的方针,务期排除障碍,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所取得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谋定而后动”的成功。


解密十万红军脱险的绝密情报

周军

2016年12月30日07:5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了100多万军队和200架飞机,亲自坐镇指挥,对江西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多万人。蒋介石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向根据地进攻,试图一点一点地蚕食掉苏区根据地的有生力量。到1934年7月,国民党军队先后突破了红军的外围防御,直向苏区腹地扑来。

此时的中央苏区到处枪声连绵,炮声震天。敌军31个师数十万人马分六路开始向苏区纵深推进,将整个中央根据地中心区四面包围。敌军每攻占一地,就在各要点修筑碉堡,以密集炮火向红军的防御工事猛烈轰击,掩护步兵发起连续冲击,逐一摧毁红军的防御。

此时,中央红军兵力不到10万人,粮食供给紧张,弹药极度匮乏,加之半年连续作战严重减员,每个作战师已不足4000人。面对险恶的敌我态势,“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博古却提出“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错误指导口号,粗暴地否决了毛泽东的“跳出敌人堡垒圈,以灵活机动的外线作战大量歼敌,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主张。红军实际最高军事指挥者、共产国际德籍军事顾问李德更是不顾红军反“围剿”的实际,用军事教条主义跟他的德国对手打起了“以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口、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致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仅在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就伤亡5500多人。而分兵迎敌又使各路红军由节节抵抗变成节节败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1934年9月下旬,正当红军与国民党军激烈鏖战之时,蒋介石在江西九江边的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在第五次“围剿”的基础上重新调整部署兵力,并在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最后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

“铁桶计划”准备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彻底围歼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其实施方案确定以“赤都”瑞金为最终目标,各部队按指定时间、地域实行向心攻击,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在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很小范围进行决战。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1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消灭。为隐蔽作战企图,计划还要求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不断与红军保持纠缠,用假象造成红军判断失误,以达成“铁桶作战”的突然性。

这份“铁桶计划”策划得极为严密,仅阐述文件撂起来就有几斤重,内容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图表以及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蒋介石对“铁桶计划”抱有极大期望,他非常自信地发表讲话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为防止计划泄密,蒋介石命令在每份文件上都标注上“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官员都必须按编号签字领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严格。

然而,就在会议结束的当晚,“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材料就落到了共产党人手里,并很快送到了中央苏区。党中央在看到“铁桶计划”后,迅速采取措施实行战略突围转移,使中央红军在敌人“铁桶合围”之前及时跳出包围圈,脱离了险境。

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份严格保密到滴水不漏的“铁桶计划”会很快被共产党人全部掌握,更想不到送出这一机密情报的人竟是他刚刚任命不久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广东省英德县人。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在国民党内素来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被尊称为“莫大哥”。

北伐战争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以少将参议虚衔剥夺军权。1930年,莫雄通过宋子文在财政部谋个闲差。在赴上海时,他巧遇部下、中共党员刘亚佛,经刘介绍,莫雄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并与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他曾几次提出入党要求,但经党组织的说服继续留在党外工作。

1934年1月,莫雄通过昔日熟友、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长杨永泰的关系,出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到任前,莫雄赶回上海找到中共党组织秘密磋商,将项与年、卢志英等10余名秘密党员组成的德安地下特工小组成员作为“袍泽部下”带到江西,安排在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任职,有几人还被他通过杨永泰安插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正是在此任上,莫雄做了一件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大事。

“铁桶计划”于1934年7月出炉,同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安排部署具体实施方案,莫雄也奉命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有200多名与会者,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山东5省的省主席,部队的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杨永泰负责具体事项。按照职务,莫雄尚不够级别与会。他能与会的关键,是因以前与红军作战的“战绩”获得了蒋介石的信任。莫雄任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后,在秘密党组织的安排下,当地红军伪装被莫雄“击溃”,实际上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当“捷报”传到蒋介石那里时,他还通报表扬了莫雄:“传令嘉奖,考成第一”。因为这个背景,莫雄被特邀出席庐山军事会议。

6天的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下了山。在专署保安司令部里,莫雄把整个“铁桶计划”交给了中共联络员、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项与年及参谋长卢志英和刘亚佛细看。从他们当时的反应,也看出这个计划的可怕。莫雄焦急地对项与年说:“你赶快想办法交给你们的上级,万万不可耽搁!”项与年接过这份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激动地对莫雄说:“莫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红军不会忘记你!”

项与年拿到情报后深感事关重大,于是立即与秘密党员刘亚佛、卢志英商量。大家认为,这份情报太重要了,不能有一点闪失,决定由项与年本人亲自将情报送出去。这也是考虑到中央苏区一带的老百姓大都是客家人,而项与年会讲客家话,路上便于掩护。

3人连夜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用密写药水逐一写在4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接着,又对沿途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就这样,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带上绝密情报出发了。

项与年(1896年—1978年),原名项廷椿,福建省连城县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被党派往国外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后进入中央特科“红队”工作。

党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后,项与年留在上海担任与苏区的秘密情报联络工作。当党派人随莫雄打入敌营时,他又化名“梁明德”,担任莫雄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

项与年带着情报进入泰和县山区后,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严密封锁,发现可疑之人就立即逮捕。项与年只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经多天艰难跋涉,38岁的项与年变得骨瘦如柴、满脸胡须,完全失去了过去的模样。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路口均有哨卡,青壮年刚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只得再回到山里寻找时机。眼看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心急如焚的项与年决定不能再等了,哪怕是早一天送到情报,党中央也能早一点做出应对的准备。情急之下,项与年想出一个办法,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敲下了自己的4颗门牙。

第二天,双腮已经严重肿胀的项与年,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刮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老叫花子。他忍着疼痛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上乞讨来的发馊食物,赤着双脚下了山。沿途敌军哨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在这样的伪装下,项与年终于穿过层层封锁,跋涉数天于10月7日到达瑞金。

当劳累过度的项与年看到持枪的红军战士时,竟然一屁股坐到地上,他扬着手,用力说:“我要见周恩来……”

红军战士有些迷惑:“你?你要见周副主席?”他们实在想像不出,这样一个浑身散发着臭味的老乞丐,会知道周恩来!一个干部模样的红军问:“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知道周副主席?”

老乞丐说:“我是地下党员,有重要事情要见周恩来……”红军干部听他这样说,立即把他带回阵地,转送到团部、师部。师部设在一栋民房里,忙碌的师首长很快给驻于都的中央军委作战值班室打电话请示。值班室的参谋问,他叫什么名字?

师首长转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老乞丐说:“我叫项与年。”

不大功夫,作战值班室来了电话:“立即将项与年送来,周副主席要尽快见到他。”师首长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命令牵来两匹马,派出一名干部,将项与年送往于都中央军委驻地,来到周恩来面前。

周恩来看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项与年,大吃一惊,忙问:“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项与年无力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哆嗦着将4本密写字典从贴身的衣袋中掏出,递给周恩来。

在听完项与年的汇报后,周恩来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4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

当“铁桶计划”被中央“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传阅后,他们惊诧之余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的极度危险,如不采取断然措施,红军就会很快陷入敌军重围之中。这时,中央军委又收到前方战报:敌军已攻击到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战略要地古龙岗被敌完全占领,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座县城,红军在各个方向频频告急。情况表明,敌“铁桶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

中央负责人深感形势严重,认为必须抢在敌“铁桶”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在此前,中央也已意识到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为此,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红六军团、红二十五军先行北上西征,并发出“猛烈扩大红军3万”的口号,充实主力部队,为红军战略转移做准备。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因此比预定计划提早了整整10天。

早在5月份开始,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扩红”突击运动。据研究者统计,仅在红军长征出发前的1934年5月至8月,于都人就献出粮食79390石。“在当时,这相当于于都全县30万人3年的口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讲解员黄华说。

在1个半月中,于都县“扩红”5186名,超过计划1.3倍。保林区石田乡党支部书记蔡桂香,带领整个支部的党员集体报名当红军。在他们的带动下,石田乡这一次报名当红军的人数,就占全区总数的80%。据统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于都参加红军人数达67709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1/4,其中,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多达1.63万人。此外,于都人民还安置和保护了1万余名留在苏区的红军伤病员及红军家属,解除了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

经过对敌“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中央仓促做出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

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肖迪榕女士介绍:10月8日,红军地方部队奉命接替各线防御,红军主力则分别从兴国、宁都、瑞金、石城等地向于都地域集结。11日,红军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编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中央机关为第二野战纵队,由项英、瞿秋白、陈潭秋、贺昌、陈毅5人组成中央分局留在苏区,并且成立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同广东军阀陈济棠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任寰在赣南寻乌达成了秘密借路协议。

10月17日至21日拂晓,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与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的中央红军将士,分别从于都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的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等8个渡口渡过600多米宽的于都河,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之路。

各军团行军任务是:一军团1.99万余人担任突围转移的左路前锋。三军团1.78万余人担任突围转移的右路前锋。五军团1.21万多人,担任突围转移的总后卫,在西进征途中殿后。八军团1.09万人,担任突围转移的右翼拱卫,随三军团路线往西前进。九军团1.15万多人,担任突围转移的左翼拱卫,随一军团跟进。10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等机关,就是从东门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的。离开中央苏区参加战略转移突围的红军,总计86789人。

在中央红军突围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推进的敌军先后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当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得知红军的主力早已转移,国民党部队的150万大军精心铸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裂缝漏水的“破桶”。毛泽东在突破乌江后感叹道:“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中央苏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紧急调集部队围追堵截。但这位顽固反共的委员长直到最后也没查清究竟是谁向共产党提供了情报。

中央特科为粉碎蒋介石的图谋,又将有勇有谋的项与年从长征途中紧急调回上海,派他带领两名爆破队员赴江西南浔铁路炸毁桥梁和南昌飞机场及油库,以破坏敌人的后勤运输线,打乱敌人的“围剿”作战部署。

项与年赶回上海接受指令时,曾匆匆回家探望了一眼久别的家人,第二天就同两位战友登上轮船前往南京。

然而,这次出师并不顺利。他们刚刚到达南京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并押往江西南昌秘密审讯。幸好,项与年随身带有国民党的各种证件,而且他善于同敌人巧妙周旋,终于乘敌人放松警惕时逃离看管所。他乔装商人小心翼翼在各地活动,以防再次被密探逮捕。

一个多月后,上海已进入隆冬季节。一天夜里,历经磨难的项与年,趁着朦胧夜色悄然返回上海家中。他虽然逃出虎穴,但身份已经暴露,党组织指示他隐居家中,不得外出露面,同所有人员断绝一切交往,前后长达一个多月。

1935年春节刚过,节日欢乐气氛尚未消失,项与年突然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神秘远行了。这次,他受特科指派到香港从事抗日反蒋统战工作。不久,上海秘密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央特科被迫撤销,一部分同志转移至天津组成北方局情报部。项与年也由香港到天津报到,因身份已经暴露,他改名梁明德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一直在天津北方局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王世英、汪锋、南汉宸、习仲勋、李克农等一起,来往于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之间,从事情报、统战工作。此时,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习仲勋正好担任关中分区党委书记和绥德地委书记。两次共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在项与年去世多年后,1996年7月,已退居二线的习仲勋为《山路漫漫——项与年的革命生涯》一书作序,他在序言中高度评价当年项与年的“送信”传奇:“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这也是对项与年秘密革命工作生涯的最好概括。抗战胜利后,项与年随部队转进东北,历任松江省延寿县县长,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副厅长,旅大行署农村厅厅长,旅大市农业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高级专员,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辽宁省政协委员等职。1978年10月2日病逝于福建龙岩。

莫雄于1935年3月调任贵州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因帮助红军顺利通过毕节辖区一事被蒋介石所知,蒋大发雷霆,以“守城不力”“通共嫌疑”将莫雄关押于南京军事处监狱。坐了几个月牢后,经张发奎、陈诚担保,莫雄终于获释出狱,后改任广东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又将被囚禁的近百名共产党人释放出狱。抗战爆发后,历任第二挺进纵队司令、韶关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莫雄曾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80年2月12日在广州病逝,终年89岁。

由于当年绝密情报仅限于中央极少数人知道,而战略转移又很匆忙,就连毛泽东等领导人事先都不清楚,因此在党史文献中很少提及此事。

但是,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发生过的事,更不会忘记莫、项二人的功勋。2001年,根据军旅作家项小米的同名小说改编、知名电影演员于荣光和艾丽娅主演的电影——《英雄无语》,整部影片就是以莫雄和项与年革命英雄事迹及情感命运为创作原型的,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记住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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